濮继龙：一分钱没有，大亚湾核电站是怎么建成的？|见证

原创：刘飞 2018-05-30

濮继龙

1943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我国最早赴美从事核安全分析的访问学者之一。1997年，濮继龙从法方厂长手里接过了大亚湾核电站厂长的职务，成为第一任中方厂长。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风从北京吹来时，濮继龙正在四川大山深处的三线做研究。

濮继龙：“那时候我们在山沟沟里面应该说还是比较闭塞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小平同志这两句话当时在我们基地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当时）我们能想象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说，将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北京出差，看文献方便一点。”

濮继龙接受记者刘飞采访

濮继龙当时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我国11所高校就建立了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1982年，39岁的濮继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从事核安全研究。那时，更没有人会想到日后中国核电的发展速度。

濮继龙：“我在美国的时候，他（美国人）知道（中国）要搞核电，他说中国路还早着呢，还远得很。认为传统的研发思路要走到商品化至少30年的时间。没有想到，广东通过大亚湾核电站这样的高起点，一下子就走得那么快，这个大概美国人没有想到。”

广东兴建核电站的申请

“开门”引进技术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当时，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展开，电力供应却拖了后腿，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电力供应能力急需提升，但在人口稠密地区建设核电站，即便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谈判、争论也极其曲折而漫长。而对于核电站该怎么建，是技术引进还是自力更生，分歧也不小。

濮继龙：“很多人说，我们中国有自己很好的核工业体系，‘两弹’也有了，核潜艇也有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搞核电站？就不应该引进，应该自己自力更生。说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自己研发才行。这个话也没错。但是，把自力更生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立起来了。”

“开门”引进资金

除了技术，能不能“开门”引进资金？在许多人还在为“姓资”、“姓社”争论时，广东有意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采取合营的方式建设核电站，提出了“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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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继龙：“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是认为广东的这些做法是不可行的。自己一分钱没有，全部要借贷。过去我们最怕当‘杨白劳’。大家觉得不可接受。大亚湾两台机组当时预算是40亿美元，当时国家外汇储备全给你，国家还干不干别的了？所以就是自筹资金不可能，引进外资又心有疑虑。”

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

一本本可行性研究报告、一次次谈判、一场场讨论，历时将近7年。最终，1985年1月18日，广东核电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合资项目，项目投资总规模40亿美元，4亿美元为股金，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占股75%，全部由中国银行担保贷款；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5%。36亿美元是向欧洲国家贷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举。

合营营业证书

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1号核岛的基坑旁，搭起了一个临时工棚。开工典礼就在这一片黄土中进行。土里却透着“洋”，嘉宾的桌子上摆着当时进入中国不久，市面上难得买到的可口可乐。

濮继龙：“我们财务模式90%是出口信贷，必须要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个制约的条件。另外，是一个配套的问题。钟是同步的子母钟，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车间看到时钟是一致的，这个也都是从法国进口的。我们大亚湾的国产化率有多少呢？1%。”

80年代大亚湾核电站内部使用的进口电话机

从核心设备到电话、时钟、地砖，因进口设备、材料量大，距离大亚湾核电站40公里的深圳沙头角海关特意派工作人员常驻大亚湾办公。法方人员和随行家属生活的专家村里甚至办起了国际小学。

大亚湾核电站的钥匙交回到中国人手中

看得见的是进口设备和外国面孔，看不见的是外来的管理理念。1991年，濮继龙从北京国家核安全局调到大亚湾核电站担任工程师，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核电站现场时感受到的那份“安静”。

濮继龙：“我就有点惊讶，没有一面红旗，没有敲锣打鼓，没有一个人喊口号，按部就班，也没有什么献礼。什么叫大工业化的管理？给我的印象太深。晚了，赶工，怎么办？红旗飘飘，锣鼓喧天，吃饭在现场，整天在那儿干。后来法国人一看生气，通通给我撤走。因为你在现场吃饭，这会招老鼠，一旦钻到管子里面把管子堵住，这叫‘不明异物’。”

濮继龙手指自己接任厂长的照片

在大亚湾核电站有一句话，叫“低头靠勇气，抬头靠实力”。摸清了现代核工业的模样，再加上自己科研基础好，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1997年，大亚湾核电站首位中方厂长濮继龙走马上任。

大亚湾核电站的钥匙交回到中国人的手上，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

1997年7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原聘外方厂长德盖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向中方厂长濮继龙移交象征电站管理权力的钥匙。

濮继龙：“开始为什么请法国人当厂长？还是对我们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不太放心，怕我们用国内的老一套的办法来搞。所以97年我接任这个厂长以后，我做的很主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解决思想问题。要回到过去的管理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把那些想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人给堵掉。”

这一年，邓小平逝世。当初项目签约时，邓小平曾与港方见证人嘉道理勋爵相约，要将合作项目作为对外开放的典范开一个庆祝会。遗憾的是，大亚湾建成投产后，他没能亲自去看一看。

邓小平与嘉道理勋爵的“世纪之约”

中国核电项目成为新的“国家名片”

几十年间，大亚湾核电站的外国专家人数减少到了个位数；项目国产化率不断提高。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持续的自主创新，中国已经实现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和自主运营，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核电工业体系。

大亚湾核电站外景

如今，中国核电项目也已经跨境出海，成为了新的“国家名片”。中国自主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落地。